夏的起始年代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关系到我国第一个王朝建立时间节点，1996－2000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定在公元前2070年，这一认识在学术界和社会中影响甚广。其结论的得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采信了《竹书纪年》夏积年471年的记载，而对于夏商分界采用了公元前1600年的观点，与陈梦家《西周年代考》认识一致，也与仇士华1983年发表的关于二里头年代下限数据不应晚于公元前1500年的认识接近。同时，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将二里头文化年代区间限定在公元前1880年－前1520年之间，结合被认为是“禹都阳城”之所在的王城岗大城址始建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前2020年，综合提出了夏始年“公元前2070年”的断代方案，契合了“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的观点。
经过20余年的发展，这个年代方案判断是否还经得起考验，是否存在调整的空间，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这里我们从对文献及相关考古发现的检视来作一点反思，以期抛砖引玉。
《史记·夏本纪》中关于夏的记载，较为明确，并有一个世系，这个世系从禹记起的话是14世17王。对于《史记·夏本纪》的可信度，我们可以从其反映的商王世系来看，因为《殷本纪》关于商王世系的记载与后来发现甲骨卜辞及相关资料所考证的商王世系大体相符，进而延伸至夏世系，也应有较高可信度。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夏史相关记载中着墨最重的一位是禹，禹多与治水相涉，近些年来，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多个中心遗址周边发现大型水利工程，以浚川引流，疏解旱涝，如良渚、屈家岭、城河等，相信在1000年后的龙山时代晚期治水能力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使我们对夏史特别是奠定王朝基石的第一代先王大禹的存在也持肯定态度。
禹是夏的起点，找到禹所在时期及其时间节点，也就抓住了夏始年的准确位置。
关于夏的记载中，以禹迹为最，在遂公盨、秦公簋及《尚书》《诗经》《史记》等相关文献中，对夏史的片段记载，多有禹之史迹。因此，从禹作为夏王朝第一代王的可靠性，以及禹迹丰富的记载来说，比照禹迹的历史信息及相关考古发现，以检视夏始年线索，不失为当前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行路径之一。
- 一 -
检索关于禹的记述，主要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西周中期遂公盨（又名豳公盨、燹公盨）铭文记载很清楚，“敷土”“濬川”“设征”，此内容亦见于《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此外还有会诸侯万国。禹迹核心内容即治水、分九州、会诸侯、任土作贡等。
第一是治水。目前看到最早记载是遂公盨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与《尚书·禹贡》：“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浍，距川”，《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类似。其中有疏导河流汇入大海内容，且是在别九州基础上，反映了一个大范围治水史实。
第二即“别九州”。刊木开道，以高山大川为界限，有着显著的版图意义，实施这样的行为不仅需要丰富的地理知识，也需要一定政治势力支持。延伸来说，大禹背后应有实力很强的集团支撑这一行为。
据邵望平先生研究，龙山时代九州已经形成，主要考古学文化与当时九州地理范围、风土人情基本一致，其范围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广大区域内。这一区域是龙山时代晚期逐玉之风主要盛行之地，也是仰韶时代缫丝养蚕相关遗存的主要发现地。这些地区也将玉与帛作为上层社会阶层身份地位的重要标识，也就出现后面相关贡赋了。
第三是贡赋问题。无论是任土作贡，还是差地设征，都是一种贡赋行为，是建立在别九州基础上的。这一行为是重要政治措施，需要强大政治势力，对应的是其背后社会集团的实力，在考古学上的表现是聚落规模和组织能力。作为能在广泛区域实施任土作贡的大禹，能制定这一规则，自然也展示其政治协调能力及其组织能力，远超其他多数实体，并能将代表集团凌驾在其他群体之上。
接下来是会诸侯。如《左传•哀公七年》所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大量诸侯执玉、帛纳贡，以示诚服，进一步证实，当时禹已成为天下最大共主，其所代表部族也当是天下之最。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夏始年的年代方案，作为天下最大共主的禹之年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
依此推断，夏始年的公元前2070年，夏禹所在部族当为天下政治威望和社会实力最高集团。而事实是公元前2100－前2000年，在中华大地上，黄土高原东部异常热闹，特别是陕北的石峁和晋南的陶寺均达到其社会鼎盛阶段，成为目前所见这一时期发展最为突出的两个集团。此时即陶寺中期，遗址扩大到400万平方米，城内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修建大型城壕、单体面积达6000平方米的1号建筑基址，出现了王级大墓M22。无独有偶，晋西南的芮城坡头也在此阶段迎来其社会的又一个巅峰值，修建大型城壕及复杂设防体系。在高原北部这一时期的石峁也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期。修建外城墙和外城门，城址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8万平方米的皇城台也进入使用的全盛期。在黄河东岸与其休戚相关的碧村也同步进入兴盛阶段，扩建城市，修筑庞大而严密的城防系统，这些迹象构成了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土高原东部地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时代背景。
从地理位置来说，关于夏的地望记载主要有两处：其一，《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其二，《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即“有夏之居”的伊洛和“大夏之墟”的晋南（图一）。
图一 有夏之居与大夏之墟的大体范围及主要遗址
这一时期，在晋南、豫西众多大小聚落中，势头最盛的当属陶寺遗址，不仅汇聚了具有深厚东、南方传统的玉石器，还有来自其他很多地方的稀缺物资如鳄鱼骨板、朱砂、绿松石、海贝等。若以会诸侯、分九州、任土作贡来论，地处九州之首冀州之域的陶寺，最有可能扮演这一角色。在发展层次、时段、地域上来说，似乎是陶寺与禹迹最为匹配。
- 二 -
然而，目前鲜有将陶寺与大禹、夏直接挂钩者，究其原因不出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当前对陶寺与禹的关系认识有误，即禹实出于陶寺集团，陶寺的兴盛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有关；二是对夏始年、禹迹年代的判定与当前普遍看法存在偏差，夏始年不在公元前21世纪。
第一种可能：陶寺与禹的关系判断有误，禹实出陶寺集团。《竹书纪年》关于夏积年的记载可信，夏始年与目前断代工程确认的公元前21世纪出入不大，当然其立论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夏商分界在公元前16世纪。支持这一判断的文献主要如下几条：
《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结合20世纪90年代晋侯墓地的发现，叔虞封唐之地多认为在翼城、曲沃一带，也即陶寺文化核心分布区。《史记·夏本纪》：“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符合陶寺即在夏墟，禹出陶寺，舜举禹袭位。
1983年，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者高炜、张岱海、高天麟等先生提出“陶寺与夏文化有关”，其后亦有类似看法者；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陶寺实为“禹都阳城，启兴夏邑”。但这些观点在学界很快成为少数派，多数转而将陶寺与尧舜挂钩。其症结一方面在于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上限年代较早，达到约公元前2300年，超出夏始年的上限；另一方面，从被认为属于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二里头文化来看，两者关系甚远，二里头文化主要源头为王湾三期文化、王油坊类型等，与陶寺文化差别较大。在目前学科方法和学术逻辑框架下，将禹迹与陶寺集团挂钩这一观点很难被理解，这一认识当前也暂难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或形成共识。
第二种可能：大禹生活年代不在公元前21世纪，也就是夏始年不在公元前2070年。刘绪先生在《夏与夏文化探讨》《夏文化探讨的现状与任务》中，对夏的“年代反思和另一种可能”的探讨，可作一解。他认为，夏14世17王，商代30王近500年，西周13王近280年，各王在位均年15~20年，综合其他各种因素，夏积年在280~352年较为合理，则夏始年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或略晚，这一看法可得到考古揭示的相关时局的支持。公元前1900年左右是高地龙山社会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时期属于陶寺晚期城墙被毁，宫殿被拆，王陵被挖，并伴有恐怖的暴力行为。无独有偶，同属于高地社会的陕北石峁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修建庞大的外城垣，完成主体建设，形成一个规模达400余万平方米的大型都邑性城市后，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外城墙东门址及其周边城墙马面、墩台等建筑局部塌毁后重新修葺，甚至还在城墙外侧利用城墙转折处修建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或掏挖墩台等建筑的夯土内芯修建窑洞，外城的防御功能逐步式微”。与之隔河遥望的碧村，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也因核心建筑区的布局调整，城址东大门的修建，形成具有内外城垣，霸守一方的城邑，进入其鼎盛阶段。公元前1900年随着东门主体功能的丧失，与石峁同步进入衰落期，此后虽有延续，但已不能与鼎盛期同日而语。
此外，其他一些大型聚落，如运城盆地绛县周家庄遗址、中条山南麓坡头遗址（包括清凉寺墓地），也在同期走过其最盛阶段，呈现衰退之势。这一时期陶寺已然败落，石峁等也已经式微，高地龙山社会衰败，而伊洛地区新砦等繁盛起来。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禹在同处于二里头遗址所在的豫西及附近地区，以天下共主身份会诸侯万国、划分九州、任土作贡等也似无不妥。
李旻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历史记忆视角阐释了类似看法，鉴于晋南与洛阳“两地陶器群的差异对夏文化的单一性形成挑战，并揭示出周人的晋南、伊洛夏史传说可能拼合了发生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到前二千纪前半不同地点的几段政治历史”。“因此，龙山社会崩溃之后重新整合、兴起的二里头政权可能没有声称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而是在声称继承高地龙山遗产的同时，开启了洛阳中心的中原政治秩序和以铜鼎为政治与宗教权威象征的文化传统。”所谓少康中兴可以理解为“一个新兴政权的建国叙事”。出于晋南二里头文化时期及殷商时期无与太行山东麓相匹敌的超大型聚落的考虑，此观点认为晋国始封地“夏墟”的叙事原型，很可能是保留了一千年前陶寺及晋南龙山社会景观的历史记忆。如此，在此逻辑下所谓的夏王朝起始点就不包括陶寺阶段，当在陶寺之后，在时间上也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可能。这一情况下，夏的起始之年或者大禹所处时代在陶寺等晋南龙山社会逐步败落后，即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事了。
- 三 -
从目前考古发现，上述两种夏始年认识绝然相左，但均牵涉到了“夏墟”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对“夏墟”不同理解的结果，需作进一步验证。第一种可能性中，实将“夏墟”作为夏时地名来解释，即夏都之所在；第二种可能性，将“夏墟”看作“前尘往事”，是对龙山社会跨时代的历史追忆。
然究其何为“夏墟”？《左传·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两条文献所指“夏墟”当在今临汾盆地，《吕氏春秋·本味》：“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这里大夏即为盐湖一带。《史记·吴太伯世家》：“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今平陆张店附近至今保留古虞国故城，还有虞坂古盐道。《史记·秦始皇本纪》：“禹凿龙门，通大夏。”可见“大夏”不出今运城、临汾两盆地范围。另有《战国策·楚策一》：“陈轸，夏人也，习于三晋之事。”古夏在晋地。对夏墟记载虽涉及位置不一，但均在山西南部，据罗琨先生考证“夏墟”即“大夏”，泛指一片区域，即晋西南；张国硕先生强调“夏墟”所指晋南这个大的空间范围，两人认识基本一致。显然，这里的“夏墟”并非作夏都之解，其得名亦非商代夏人徙居所致，“夏墟”“大夏”之名由来已久，在唐尧之前已存在，进一步证实其实为历史久远的古地理区域代称，在龙山晚期由于区域社会高度繁荣，地理中心地位称谓更加深入人心，被作为政治正统的代名词，即李旻先生所说久远的高地龙山社会记忆。既然夏墟无夏都之实，陶寺亦非夏都，将夏年确定在公元前21世纪，也就失去可与禹迹相符的支撑条件，从“夏墟”之义的解读上，夏始年同样是定位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似更为合理。当然这一结论的得出也有很大逻辑推理成分，尚待进一步的验证。
- 四 -
根据以上分析，目前关于夏始年认识，仍然存在一些史载和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而关于夏始年判定中出现的这种矛盾，其最终结局是取决于将其放在哪一时间节点：如取公元前2100年前后，禹迹展现的部族强大势力和号召力，当对应彼时独占鳌头的晋南陶寺方合逻辑，但其有悖于对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谱系的传统判别，而泛指晋南广大范围的“夏墟”“大夏”，其实与夏都并无关系，只是对早期区域辉煌的历史记忆而已，也不支持陶寺与夏都的直接挂钩。如此，将夏始年放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似乎更为符合其世系积年，也方能将文献与目前考古发现拟合起来。
不论如何，目前关于夏的记载中，禹的事迹占有很大比重，也被西周铭文所验证，这是一个重要立足点，而禹所处年代、所在部族则是解决夏始年、夏文化的关键突破口之一。正如李伯谦先生指出“在考古发现中去寻找大禹”，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最终揭开相关谜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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